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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，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日趋成熟，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们的**也日益失去控制，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**现象不断滋生出来。官场的**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，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：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

    这些人认为，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，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，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。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，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，那样华夏礼仪之邦，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。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，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。

    于是，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，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。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，教诲众生。起先，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。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，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，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。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，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，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。而士风的**，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。所以，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性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，用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**气息。

    因此可以说，在阳明之前的讲学，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，然而从其效果来看，却令人极端失望——从英宗时期开始，太监王振开宦官乱政之风，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，反而拜倒在其门下，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。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，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，政治日益**黑暗。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，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，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，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，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。

    因此儒者们，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展特别是讲学，进行了反思和检讨。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，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。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。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，便主张独立思考和勇于怀疑，用他的话说，即是‘贵疑’：

    ‘前辈谓学者贵疑。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。疑者，觉悟之机也。一番觉悟，一番长进。’

    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，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。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，是阳明先生王守仁！

    其学说前以详述，不复赘言。只消知道一点，孔圣人说：‘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’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——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    依照理学的说法，格物致知是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，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，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。

    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，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，这即是人所熟知的‘致良知’。何谓良知呢？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。他说：

    ‘夫心之本体，即天理也。天理之昭明灵觉，所谓良知也。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圣贤，虽常人亦无不如此。’

    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。所谓良知，即是人心中固有的、与生俱来的天理。这种良知的得到，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，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。这种良知说的提出，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‘人皆有其侧隐之心’的老调重弹，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，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，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日益**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。

    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，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，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，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，去成为圣人。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、最聪明。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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